圖片來源：金石堂
接續李佳燕醫師上一本著作「帶孩子到這世界的初衷」，相信這本書可以給家裡有被認為有ADHD孩子的家長很大的勇氣與支持（李醫師說他她沒見過真的需要治療的小孩），也希望台灣社會對小孩有更多的包容和同理，雖然在少子化越來越嚴重的台灣，我是很悲觀的，沒接觸過孩子，沒養育過孩子的人，幾乎不可能包容理解小孩，只有自以為是的傲慢。
有小孩的家長應該都感受得到，台灣人對小孩在公共場所的容忍度極低，這對小孩和帶小孩的家長都是極大壓力，雖然少子化的問題複雜，但不友善的育兒環境確實是原因之一。
李醫師真的是孩子的代言人，而且能言行一致，對待自己的孩子也和他推行的教育理念一致，對那些被貼上標籤的小孩和家長而言，有專業人士的鼓勵和支持，想必更有力量與勇氣為自己的孩子爭取該有的權利；在各種批評與質疑的聲浪中，有李醫師的支持，讓家長們有力量度過難熬的育兒歲月。也很感謝李醫師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將她的理念與科學論點集結成書，造福更多人，也為台灣固有的教育思維注入活水，雖然改變極為有限且緩慢，但總需要有人開始推廣倡議，改變才有機會。
「佳燕醫師對於現今教育與教養現場，害怕差異，無法忍受自主意見，且仍存在諸多非必要的規訓與命令，感到痛心疾首，並比喻為是在製造罐頭小孩的工廠。」
「讀著每個佳燕醫師筆下的所謂ADHD案例，令人心痛。到底是誰有病？是誰需要醫療？書中許多換環境之後，孩子就沒問題的例子，不僅讓我們警覺到環境對於兒童的壓迫，也再次理解到正常與不正常之間僅存在極細的一條線。疾病往往有其社會根源，是生理與人的社會處境交織下的產物。近代德國著名的醫師政治家菲爾柯（Rudolf Virchow, 1821-1902）曾說過：「醫療是一種社會科學("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...")」菲爾柯以社會調查來觀察族群、階級與文化，進而了解疾病。他了解到貧窮與疾病相生相隨，因此主張醫師是窮人的倡議者。台灣社會貧窮嗎？GDP世界排名第二十一的台灣，卻是一個在各方面很貧乏的社會。抱著小孩的教育「不能輸在起跑點」上思維的人們，努力鞭策著小孩考試要以九十、一百分為目標，老師的話是鋼鐵的事實，不容質疑，連好奇發問都不允許。我們貧乏到很多人難以想像，除了將小孩養成資優生之外，還有什麼路可以走。我們獎賞學業成績好的學生，卻無視善良、有自主性與創造力的學生。難道，善良、自主性、創造力不是值得珍惜的特質嗎？」
「我們也該反省，社會在過度鼓勵透過學業成績來贏得資源與地位的人的同時，是否也在毀壞善良、利他、創造力與正義。」
「仔細想想，李醫師說得有道理：「我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孩子看」。孩子需要從玩耍中溫習與成長；我們卻要孩子從很小開始，就遵循繁瑣的社會規範，連怎麼玩都由大人主導與安排，完全剝奪了孩子的天性與「自由玩樂」的內在需求。
或許，不正常的是大人，需要被治療的是整個社會。」
「老師認為學生上課不專心，考試考不好，便是有腦部的疾病。這樣偏頗的認知顯然須從根本，也就是重新認識「什麼是小孩」開始。
之前，為了幫兒子找到一個像給小孩玩樂的幼兒園，我曾經參觀了不下十家的幼兒。而我所看到的幼兒園，多數把小孩當小大人般管理。」
『「我三歲，我不是讓人造來坐直、擺好手、輪流、有耐心、排好隊、保持安靜的。我需要動、我需要新奇、我需要冒險，我需要用我全部的身體去參與世界。讓我玩，相信我，我是在學習。」他們認為三歲小孩是透過玩耍來學習，而不是像大人一樣坐在椅子上聽課、書寫、背誦。』
「受到如此強烈「維護兒童本性」的精神所薰陶，瑞典人養育孩子的觀念與做法，自太與強調聽話、守規矩，以大人需求為主的東方人大相逕庭。
瑞典不像台灣，台灣的孩子從小學開始便考試不斷，瑞典則是上大學之前很少有考試；台灣的孩子上學最好保持衣服乾淨無損，即使是上美勞和體育課，大人仍會要求孩子保持衣服潔淨，且誇獎不會弄髒衣服的孩子；瑞典的孩子則是一早穿衣服出門，便是要讓孩子玩髒的，即使是下雪的冬天亦然。」
「大抵上，上課常發呆愛做白日夢的、功課經常無法完成的、上課講話講不停的、愛搗蛋惹人厭的、愛打架的、字寫很醜的、抽屜很亂的、經常忘記帶東西的、上課起來走動亂叫的、老是嗆老師的、考試分數很差的、動作拖拖拉拉的……這樣的小孩很容易會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。
可是，孩子會有這些行為，不是只有腦部生病這樣一個可能的原因。許多偉大的科學家，例如：牛頓、愛迪生、愛因斯坦，兒時也都不是乖巧聽話學習順利的孩子。難道他們都是應該去接受診療的孩子嗎？」
「如果活動很無趣，無分大人、小孩，大家都會有專注的困難。尤其是上學，課堂上課是否能吸引人，取決於老師的能耐。上課無聊又冗長，卻要求孩子一定要全神貫注，豈不是強人所難嗎？」
「想想看，坐在教室的座位上，無法好好坐著，會玩手指頭之類的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？是生了一種叫過動症的疾病嗎？還是因為上課實在太無聊了呢？
這些被視為疾病症狀的可議之處，即是不管上課有多無趣，都不准孩子表現出「我覺得很無聊」的任何行為，也就是說再無聊的課，孩子都得專心聽講，至少要裝得像在專心聽講。但，大人自己做得到嗎？」
「分數至上的學習環境、以考試成績來評斷孩子的好壞、大人影響其他孩子，一起拿分數來打擊成績低分的孩子，這些大人一手營造的不友善環境，才是造成孩子失去自信心與學習動機低落的原因，並不是孩子本身的特質所造成。
也就是大人先來打擊孩子的自信心，再來說「趕快帶孩子去看診、服藥」，但如果能換個做法，也就是大人不把學業成績的分數高低，視為孩子來學校求學的唯一目標。大人如果能重視體能活動、同學互動、美勞創意等非筆試的表現，如同學科的考試成績一般，豈不是更符合教育的初衷？
結果，在現實環境是：面對此種以學科考試分數來標籤孩子的扭曲的教育環境，我們的處理方式，不是扭轉此種違背教育宗旨的教育環境，而是要盡快以醫療、以藥物來改變孩子，讓他可以融入扭曲的環境裡，這真是黑白顛倒的處置。」
「如果我們視孩子為一個應該被尊重的完整個體、一個完整的人，我們會因為一個人不守規矩，就建議他去看精神科嗎？我們會自認為懷抱善意、態度誠懇地告訴認識沒幾天的人：「我建議你去看精神科」嗎？當然不可能。
如果一個家長對老師說，或者一個老師對家長說：「我建議你去看精神科。」你能想像被建議的人是什麼心情嗎？他會感激你的一番好意，還是氣憤到想揍你一拳？」
「我曾經在一場針對過動兒家長的演講中，問過被診斷為過動兒，也跟著來聽講的一：「你們喜歡被說是腦部生病的過動兒，還是被說是調皮搗蛋？」結果這十幾位小學生異口同聲，大聲地回答我：「調皮搗蛋！」
瞭解孩子的人，對這樣的答案，應該一點也不意外。
是的，對孩子而言，「腦部生病」可能是更汙名、更抬不起頭的標籤。生病，必須博取他人的同情，是會被同儕嘲笑的弱者。而「調皮搗蛋」可不同了，調皮搗蛋雖然會被大人處罰，卻有一種類似《海賊王》的梟雄霸氣。那不是弱者，那是草莽英雄。」
「當過動症成為解釋孩子「不乖」行為的主流，也就是當孩子經常出現不當行為，即被認定是腦部生病，給予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」的診斷，接著藥物治療，這樣的處置看起來順暢無比，但卻讓人憂心。
憂心什麼呢？如此的處置，有可能會發生一個巨大的問題，那就是：忽略了，也遮蔽了其他可能是真正困擾孩子的各種因素。」
『「我們一直以為服藥讓孩子成績進步，會增進孩子的自信心。可是，有些時候，卻造成孩子無法掌握自己是誰。那個表現優秀的人，是我嗎？我的好成績，是因為我的努力，還是因為藥物的幫忙？沒有了藥物，我會是誰？
所謂的自信心，竟然不是真的自信心，而是建立在藥丸上的「它信心」。』
「每一個被說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子，我都會入班觀察，看老師班級經營的方式；也會做家庭訪視，探望孩子在家裡時，與家人互動的情況。到頭來，往往老師和家長才是我的個案，孩子本身其實好得很。我這樣協助孩子，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一個孩子被我轉去醫療院所看診吃藥。因為他們真的不需要啊！」
「一九七三年之前，在《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》（DSM）裡，同性戀是屬於精神疾病，必須以藥物、電擊等來治療。
一九七三年之後，美國的精神醫學界不再認為同性戀是疾病，而是屬於人類正常的性傾向。
一九九七年之後，甚至認為試圖以各種方式改變性傾向，是違反職業道德的。
同性戀者還是同性戀者，他們沒有改變。改變的是專家的定義，改變的是生活環境與法律。他們的幸褔感，不是因為他們被調整成和大多數人一樣，而是圍繞在他們周圍，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整體環境改變了，改變成他們也能幸福生活的樣態。」
「每一個孩子都要塑造成「溫和，合群，和氣，聽話」嗎？
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，是如此模糊難辨，甚至因為時空不同，判斷也不同。
我心疼地望著眼前這位未來的運動選手，心想：孩子，你沒有問題，你就是個愛運動的人。數學、語文的學科無法吸引你的興趣，但是體能運動卻是你的強項。只是你不幸生長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，會背書，不愛運動的孩子，大人不會說他有問題；相反地，愛運動，不愛背書的孩子，卻無法被接納。
愛運動、愛跳舞的孩子，在台灣這個還停留在士大夫觀念的社會，就是這麼容易被貼上過動的標籤。」
「那些被老師說是過動兒而來找我談話的孩子，在問診、瞭解詳情之後，若明顯是老師班級管理不當，並非孩子有問題時，我會建議父母幫孩子轉學。
轉學之後，孩子變化之大，遠遠超乎我們所能想像。
孩子非常敏感，知道誰討厭他，誰愛他。孩子不願順服於討厭他的人，孩子會為愛他的人而努力。」
「國家常常說適性適教，因材施教，窮不能窮孩子，這些都是狗屁話，都是官話。
這已經不是一個老師、一個家長、一個不一樣的特質所造成的誤解，而是整個社會還停留在士大夫的觀念，重文輕武所產生的結果。」
「更多的孩子是多重因素交疊，是雞生蛋，還是蛋生雞？早已分不清楚是孩子真的生病，需要治療？或是父母本身教養態度欠妥、學校教育有問題？還是整個社會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既單一又單薄的價值觀所導致？
我稱這許多被誤以為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的孩子，是「被過動症」。」
「追求學科成績、重視考試排名、要求學生聽從老師，這樣的教育氛圍之下的師培教育，是不是已經扭曲變形？老師雖是教育專業，但是他只是一般人，他也是從追求名次、學業成績好就是好學生、好動就是過動，這樣普遍的社會認知中成長而來，如何能豁免於被社會所影響？」
「我望向母親，母親嘆了口氣：「我也知道啊！我也知道你就是不適合台灣這種死背填鴨式的教育啊！我也知道芬蘭那種開放式的教育很適合你啊！有錢的家庭，小孩送出國；可是我們家沒有錢，我們沒有錢，你只好留在台灣吃藥。」
「有錢帶出國讀書，沒錢留台灣吃藥」，這段話，出自一位精疲力竭的母親，我聽了很心酸。
真的很期待有一天，沒錢帶出國的孩子，也可以在台灣上學，如同到北歐上學般如魚得水，不必吃藥。」
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與我們出生時完全不同的世界。這是一個屬於孩子的世界，而我們是走在這個新世界邊陲的陌生人。也因此，我不敢為兒子建議任何與他未來人生相關的抉擇。
兒子要出國留學，他自己去找補習班辦理出國。要去哪一國？要去學什麼？我完全不知道，也不敢給任何意見，因為我很清楚，未來不是我可以預估的，我沒有能力給出絕對有把握的正確建議。」
「作家吳曉樂曾經說過：「要一個孩子有國際競爭力，是要無論把孩子丟到哪裡，他都能活，而且活得還不錯。」我真是太贊同不過了。
一個孩子無論是在非洲、越南、英國、美國、韓國……他都能活，而且過得還不錯，自然是最有國際競爭力的人了。仔細想想，我們的過動兒，可能就是最具有國際競爭力潛能的孩子，因為過動兒活力無窮，奇思幻想特多，敢冒險，遇到困難，還能想出各種各樣超乎想像的解決辦法……這些特質，正是闖蕩未來世界需要的特質啊。
孩子將面對的世界，完全無法預料。我們如今給予孩子的學習與教育教養的目標，真的是在增強孩子未來的競爭力嗎？我們努力為孩子做的事，對孩子的許多要求與規定，也都有助於增強孩子未來的競爭力嗎？
未來既然不可知，以上的問題，我們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。所以，我們究竟是為何而對孩子有各種要求？是因為自己沒有安全感嗎？還是為掩飾自己的無知？為了眼前的面子？
我們必須謙虛地坦承對於未來世界的無知。當我們自以為是的強迫孩子依照我們的意願，來決定人生重要的選擇時，我們何其膽大妄為。我們在為一個充滿不可知的未來背書啊！在決定一個獨立的生命的人生啊！
正因為世界以我們抓捏不及的速度，往前急速滾進，身為大人的我們焦慮不堪到慌亂、不知所措，只想著要孩子提早學習、學習更多、花更多的時間在學習上。我們以為只要孩子比我們更用功讀書，背誦更多知識，更早學會各種考試題目，便可以跑在別人前面，擁有絕佳的國際競爭力。
於是，我們以昔日習慣的認知和學習方式在迎接新世界，偏偏那些舊式的學習模式，便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最困難的學習模式。」
「請勿處罰注意力不足過動兒不准下課。如果要幫助注意力不足過動兒，請勿不准他動。相反地，請讓他動，讓他大大地動。動越多，他越能靜。」
「有許多研究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專家強烈建議：讓孩子走入大自然，可以增進孩子的專注力。
已知運動可以改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，而走進大自然，比起室內運動，對孩子的幫助更為顯著。」
「可是，有時大人並不太願意讓孩子自由玩樂。玩樂在東方的思維裡，是努力不懈的相反詞。一千多年前的文學家韓愈所寫的名句「業精於勤，荒於嬉」，流傳至今，大家依舊奉行不悖。
大人看到孩子整天埋首書桌，勤奮讀書，便喜形於色，不會擔心孩子是否缺乏與朋友互動的生命經驗；相反地，孩子若是整日在戶外與朋友嬉戲玩樂，大人可就無法容忍了：「整天都在玩，你什麼時候讀書！」」
「小孩不是縮小版的大人。雖然每一個大人都曾經是小孩，但卻彷彿喝了忘川的水，兒時的心情全忘了。」
「大人在乎的事物，是小孩不介意的；同樣地，小孩視為最重要的事情，在大人眼裡，卻是無聊透頂，簡直如火星人遇到地球人。這是大人很容易看小孩不慣，小孩又嫌大人囉嗦的原因之一。」
「老師說全班十幾個小朋友都可以靜靜坐著二十分鐘聽講解，只有他們家小孩做不到。當然是他們家小孩有問題。
我聽了，直搖頭。
我說：「有多少繪本在推崇『我很特別』，老師可能上午才剛唸完《我很特別》的繪本，下午卻跟父母說：『你的孩子很特別，請帶他去看醫生。』這不是很矛盾嗎？是要特別，還是不要特別？」」
「不只注意力不足過動的特質與遺傳有關，應該說每一個孩子的各種特質，都跟遺傳有關。」
「我們可以反問自己：不遵守這些規定會如何？左思右想，如果答案是：好像也沒有什麼嚴重或不可彌補的後果，那便是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的時候了。
究竟制定這則規定的必要性是什麼，假使怎樣都想不出個足以說服人的理由，這則規定即是非必要的，可以考慮廢除。」
「是啊，如果能拋掉許多非必要的、雞毛蒜皮的規定，孩子不就無規可犯了，哪來犯規的孩子啊！
正如大人總是說：「青春期的孩子愛叛逆。」大人可以思考何謂「叛逆」？叛逆說穿了，只是愛違抗大人的意旨、觸犯大人立下的規範罷了。
如果規範非常少，青春期的孩子哪來規範可以違反呢？要叛逆什麼呢？」
「有許多行之多年的規定，需要我們重新思考。
有許多的規定，行之多年，且非常普遍，但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其必要性。
例如：上學時，一進教室，雖然還沒有上課，小孩會被要求保持安靜，不准講話。
想想看，這些規定的目的是什麼？有必要嗎？孩子可能昨天出遊，有許多新奇的經歷，急著要和同學分享；比如中秋節全家烤肉、玩仙女棒，差點燒到衣服，想告訴同可能被父親冤枉罵一頓，心情惡劣，希望找好朋友傾訴；可能……
結果，一個規定：不准講話，什麼互動都不可能發生。這樣對孩子是好的嗎？上學的目的，不只是學科的學習，還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學習：學習與他人互動、建立關係，學習分享與分擔。而規定一進教室，即必須安靜，根本阻礙孩子們彼此感情的交流，完全悖離學校教育的目的。」
「我認識一位帶班經驗豐富的老師。她告訴我，她每帶一個新的班級，都會去拜訪每一個學生的家。
當她抵達學生家的時候，面對孩子和他的家長，即使再令人傷腦筋的孩子，她還是只會告訴孩子的家長：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優秀的部分。
她說：「每一個孩子，絕對都有值得鼓勵、誇讚的地方。」
隔天回到學校，她會告訴全班同學，她昨天去誰家訪視。這位同學在家表現有多麼好，讓老師感到欣慰。這位老師說她帶班多年，從來沒有一個學生是需要看診服藥的。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特色：愛打架的孩子，後來擔任警察；愛說話的孩子，最適合做業務。」
「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台灣的教育環境。
大人必須瞭解與面對：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台灣這樣的教育環境。
怎樣的教育環境？從小學到高中，不重視雙手操作，多著重於學科的背誦記憶與答題熟練。適合這種教育方式的孩子，考試自然能拿高分，但是並不表示這樣的孩子就比較厲害、有出息；同樣地，不能適應這種教育方式的孩子，也並非比較差、比較笨、比較無能。」
「社會上有千萬種的職業，有的職業一定要相關科系畢業，且有專業證照；有些職業確實會針對畢業的大學與科系來決定是否錄取。但是，正如前文所述，並非所有的孩子都適合讀書，有許多孩子無法適應台灣這種讀書考試的模式，但是擁有其他的專長，有些孩子則擁有測驗考不出來的能力。」
「台灣的社會，對於孩子的表現，仍然習慣以考試分數、學科成績來評斷。考高分，即誇讚有加；考試分數差，則詆毀孩子的信心，在所不惜。
什麼時候，大人才不會因為考試成績不佳，而擊垮孩子的自信心呢？」
「我認識一個孩子，從小左右分不清楚，穿鞋老是穿反；寫字常只寫一半，就跳過接著寫下一個字了，舉例來說：要寫「就」，卻只寫了「京」，沒有寫「尤」，要寫「的」，只寫了「白」，漏了「勺」。凡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的，常常只寫一半；筆劃亂七八糟，完全不照規矩來；走路走不穩，一天到晚在跌跤；易碎品經過他的手，十之八九會摔破；不睡午覺，即使一再被記警告，卻硬是不願意趴在桌上，假裝睡覺；桌上鋪了新桌巾，他竟然故意拿美工刀割破桌巾，即使被教訓了一頓，下次依舊明知故犯；上課搖腳搖不停，搖到前座同學都抱怨；聽課聽了無聊，乾脆跟鄰座聊起笑話來，讓座位附近的同學一起歡樂，笑聲甚至蓋過老師的講課聲，干擾老師上課；一遇到老師有不合情理的要求，他便起身質問，甚至抗議……
如果這是你的孩子，你會如何對待這個「症狀」看起來像注意力不足過動和感覺統合能力差的孩子？帶他去「治療」？去上職能治療課？
這個孩子就是我。」
「許多為世人創下偉大成就的名人，童年都有類似注意力不足過動的傾向，像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兼發明家達文西、發明電燈的愛迪生、音樂神童莫札特、帶領英國人打勝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首相邱吉爾、微軟創辦人比爾·蓋茲……他們或許對日常生活的瑣事顯得漫不經心，對某些事情的學習，顯得遲緩，不過一旦找到他們的興趣所在，他們的專注力卻極為驚人。
如果這些名人，當年即被帶去看診，甚至服藥，仍然能產出這些造福人類命脈的創作與發明嗎？」
「我們是否窄化了「正常」的定義？」
「當教育、教養有問題時，解決方法是要孩子看病吃藥來適應，還是改變教育、教養的方式？
使用藥物讓孩子聽話、變乖，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？
孩子有拒絕服藥、變乖的權利嗎？
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、治療方式與目標，若從兒童為主體的兒童人權觀點出發，是否有所牴觸？
一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，似乎撕掉了孩子「壞小孩」的標籤，卻也貼上了另一個「病態」的標籤；一個簡單的藥物治療，孩子看似狀況有「進步」，大人滿意，小孩少受苦，卻分不清用藥前還是用藥後，才是孩子的原貌？用藥後，孩子是更有自信，還是徹底毀了自信？
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，牽涉到教育問題、家庭問題，甚至整個社會的互動與價值觀，更與這個國家的大人如何看待孩子息息相關。
面對家庭的功能、學校的角色和社會的運作，隨著時代變遷，在瓦解、重塑、翻轉中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，從定義到藥物，從診斷到處置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醫療問題，尤其處在重視兒童人權，營造多元社會的趨勢，未來更不會是。」
